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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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法解释学基本解释取向的“合理性推定”(代自序)
——以《侵权责任法》的理解与适用为例(《侵权责任法疑难问题专题研究》自序)
王竹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2/5/20 21:58:00
    在这些年的民法研习过程中,笔者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上的倾向,即努力证成立法活动的正当性,这既包括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对草案 和立法程序 的合宪性论证,也包括在立法通过或者修正之后 对条文合宪性 和合理性 的论证。在与学界同仁的交流过程中,有学者对笔者的思维倾向进行总结,认为总是更倾向于维护立法活动的正当性,并对这种倾向提出了质疑。有意思的是,笔者也观察到不少学者持有努力证成立法活动非正当性的倾向。笔者感悟到,民法解释学除了在方法上存在利益衡量与逻辑论证,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基本解释取向问题。本书正是笔者所持“合理性推定”基本解释取向在《侵权责任法》的理解与适用中的实践,在此也借本书杀青之际,略书心怀,与同仁共勉。
    一、解释取向在民法解释学中的逻辑方向性作用
    笔者在阅读不同学者文章的过程中,时而发现基于同样的素材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而完全相反的逻辑论证却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可谓“道不同,可相谋”。造成这种反差的关键在于论者心中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得出了某种意义上的结论,论证过程不过就是从素材到结论的不断达到,这种不断达到的方向性就是笔者所谓的“解释取向”。
    我国民法学研究由于较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除了逻辑错误之外很难实现证伪。即使是引入实证研究,仍然存在同样数据得出不同结论的风险。无需讳言,在仍然大量存在“站队派”和“折衷派”的研究现状下,解释取向的逻辑方向性作用不可小觑。
    解释取向既存在于微观层面,也存在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解释取向较为世俗,“对事”甚至“对人”,大致相当于所谓的“问题”,更多的受到解释者个人经历、社会观念的影响,甚至“屁股决定立场”。以《侵权责任法》为例,如个案中过错的认定、原因力大小的判断等。微观层面解释取向的差异在对抗制诉讼中集中体现为双方当事人主张的对立性。宏观层面的解释取向,不“对事”,但对“一类事”;也不“对人”,但对“一类人”。宏观层面的解释取向较为超脱,大致相当于所谓的“主义”,涉及解释者的政治理想与知识背景,往往针锋相对的宏观层面解释取向在论证上不分伯仲,又往往互为依存,以《侵权责任法》为例,如救济受害人与保护行为自由、维护公平与追求效率等。宏观层面的解释取向无所谓对错,对解释者来说是不证自明的,对反对者来说则是不可接受的。
    二、作为民法解释学基本解释取向的“合理性推定”
    笔者认为,在宏观层面解释取向之上,还存在一个基本解释取向的层次,较之宏观层面更为超脱,直接涉及法解释学对立法活动的基本态度,是法解释学的逻辑出发点。基本解释取向跨越解释群体的政治理想和知识背景,以法治的建立和完善作为基本目标,包括对立法活动合宪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的基本态度。
    就立法活动的合宪性而言,宪法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即法解释学应该秉持“合宪性推定”原则。所谓“合宪性推定”,是指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在逻辑出发点上推定立法者的立法行为符合宪法,除非无法基于这一推定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而立法行为又明显超越了合理限度而违反宪法,才不得不认定立法违宪。这种基本解释取向,对于确保一部法律,尤其是新法的权威,意义重大,整个法学界基本上也予以认可。
    但就立法活动的合理性,则难谓存在统一认识。笔者观察到,民法学界对于立法活动乃至司法解释的批评之声多于维护之音,这当然和我国民事立法质量不高的客观现象有关。但一味的批评之后,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无外乎是比较法移植或者折衷意见。笔者很难看到这种学术研究路径可能对中国民法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鉴于“民法典”的起草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可以预见未来“民法典”将以现行民事立法和重要司法解释为基础进行法典化。在今后十年的“民法典”起草关键期,民法学界最恰当的选择应该是与立法机关一道携手为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诞生而努力奋斗,以实现几代民法学人的理想。在此,笔者将自己所持的基本解释取向总结为“合理性推定”,即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在逻辑出发点上推定立法者的立法活动是合理的,除非无法基于这一推定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而立法行为又明显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才不得不认定立法存在不合理之处,并择其中相对合理的部分赋予解释论意义上的效力,舍弃相对不合理的部分,并提出修正建议。
    三、“合理性推定”对民法解释学提出的两个方法维度要求
    对立法活动的“合理性推定”首先是对立法者和立法本意的尊重,意在维护立法的权威进而维护法律的权威,因此对民法解释学特别提出了两个方法维度要求,即在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中,纵向的运用立法史方法,探求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横向的运用文义解释方法,在用语上追求体系强制。
    (一)纵向的立法史方法
    所谓纵向的立法史方法,即推定立法者对某一条款的起草过程充分理解并经过仔细斟酌,最后的立法选择代表了立法者最为精细化的利益考量和最为理想化的立法表达。通过对比某一条款在历次草案中的用语和位置变化,以及和其他相关条文的相对位置变化,来探求某一条款的立法本意。就中国民法解释学涉及的“纵向”范围,从对我国民事立法实际的影响程度来看,应该以新中国前三次“民法典”起草为起点, 以《民法通则》以来的立法实践和司法解释以及重要司法案例为主体, 尤其重视立法机关通过各部民事法律之前的官方立法草案和草案说明文件。
    纵向的立法史方法,不排斥比较法研究,但认为仅有在“纵向”范围内对当时立法草案产生了影响的比较法资料具有当时意义上的立法史价值,而不能直接对立法活动本身产生直接的解释效力。
    (二)横向的文义解释方法
    所谓横向的文义解释方法,即推定立法者具有抽象意义上的同一性,在同一时代的立法过程中,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对每一个术语、句式乃至标点符号的运用都经过了仔细斟酌,最后的立法选择代表了立法者最为精确的立法表达。通过对某一术语、句式乃至标点符号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对比,来探求该术语 、句式 乃至标点符号的立法本意。就中国民法解释学涉及的“横向”范围,应该以现行有效的239部法律为主体,参考与研究对象条文相关的司法解释,尤其重视民事法律体系内部用语的统一性。民法解释学的文义解释,要立足中文语言特色,重视分号 、“难以” 等特殊中文解释对象。
横向的文义解释方法,不完全排斥法规和规章,但从我国现行立法实践出发,各级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并未自觉的遵守用语的体系强制,而且法规和规章的政策性较强,因此除非与立法有高度的关联性并贯彻了与立法一致的立法技术和用语体系,如各类“实施细则”,否则一般不予纳入“横向”范围。
    四、“合理性推定”的例外与“立法论修正”
    纯粹的逻辑无法完成理论证成,却能够实现证伪。在“合理性推定”的基本解释取向指引下,如果解释者穷尽了一切的解释技巧,仍然不能得出逻辑顺畅的解释结论,则解释者已经完成了“合理性推定”义务,应该转而考虑对解释对象提出修正意见,即笔者所谓的“立法论修正”。
    “立法论修正”实质上是建立在对立法本身逻辑性否定的基础上,是一种法律修改建议。“立法论修正”也应该继续秉持“合理性推定”基本取向,即推定立法活动的逻辑问题只存在于部分而非全部,因此提出部分修改性而非全盘否定性的立法建议。立法建议在我国当前的立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表达,但更长远的从尊重立法活动权威性的角度出发,应该由立法机关自行作出。
    立法机关作出的法律修改,应该立即被赋予“合理性推定”,推定立法者已经修正了立法缺陷,实现了立法的圆满性。此时的纵向立法史分析应该主动将被修改的原法律规定纳入考虑,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合理性推定”。
    五、对草案起草机关权威解读的“合理性推定”态度
    我国的民事立法活动没有撰写立法理由书的传统,希望未来“民法典”法典化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到立法理由书的重要性。为展示立法者本意,避免司法适用的混乱,建议由参与法律起草的主要学者起草立法理由书,并由立法机关审定后赋予法定效力。笔者认为,在当前没有立法理由书的情形下,应该特别重视草案起草机关的权威解读对揭示立法本意的作用,对草案起草机关权威解读持有一种“合理性推定”态度。这是考虑到,草案起草机关最大限度的参与了立法过程,包括草案的准备、修改意见的汇总和修改意见在草案修改中的实现等,这些都是学者无法直接参与的过程。
    应该指出,对草案起草机关权威解读的“合理性推定”态度,不是笔者所持的基本解释取向,而是一种探求立法本意的思维方式,因此允许在权威解读不符合基本法理和逻辑的前提下,作出不同解释。这是因为,草案起草机关并非立法机关本身,草案起草机关在进行草案准备和根据立法机关组成人员意见修订草案时,是按照草案起草机关工作人员对基本法理、逻辑和修改意见的理解来完成的,因此也存在偏离立法者本意的可能。
    本文并非学理意义上的论证,只是基于自己初步的观察和思考,发表一点浅见。若有“标题党”的嫌疑,还请读者见谅。

                                                                     王 竹
                                                           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法研究所副所长
                                                            2011年8月31日 于成都花郡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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