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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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沙滩北街十五号
梁慧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1/3/13 11:03:00
沙滩北街,是京城景山东侧一条南北走向、长不足百米、极其冷僻的小街。北端与沙滩后街相交处一座小院,即是国内外闻名的沙滩北街十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之所在。院门东向,与街左文化部大院后门相正对。我有幸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同年之十月,进入这座朴实无华的小院。惊异于其中人我关系之平等、尊重、友善,以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之氛围。遂浸淫其间,历三十寒暑,虽衰发满帻,亦不弃不离,不改其乐。回首往事,仍有感概于当初走进这座小院之匪易。

 

 

我于1962年在四川省眉山县青神中学以全优成绩毕业,在眉山县中学考场参加高考。高考分理工、农医和文科三类。当时风尚,重理轻文。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学谚。班主任倪海光老师动员我报考理工,说:你考理工一点问题都没有,考文科就不保险,文科招生少。我不听班主任的劝告,执意报文科。在填志愿表时,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到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凡可报的中文系全填上了,剩最末一个志愿,填四川行政学院充数。倪海光老师踱到我课桌前,低头看看我的志愿表,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用两个手指头点着我填的四川师范学院和四川行政学院,然后做了个交换的手势。我心想:交换就交换,难道我真的就进这个学校不成!于是把四川行政学院由普通校最末换到普通校第一。殊不知就这一换,注定了我的文学梦的破灭。我真的收到四川行政学院的录取通知。

 

 

因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实行调整政策,撤销主管法律教育的司法部,把五所政法学院下放地方。西南政法学院下放四川省,改名四川行政学院,设政治、法律两系,培养政治教员和政法公安干部。我被录取在四川行政学院法律系政法公安专业。进校第二年,政治系撤销,仅保留法律系。此后又恢复了西南政法学院校名。所学习的专业课程,唯宪法学和婚姻法学有正式教材。宪法学教材的作者是王珉、王叔文。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民法学,已经改名为"民事政策学"。同样,刑法学改名为"刑事政策学"。自编的民事政策学教材和刑事政策学教材,薄薄的两小本,是当时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资料汇编,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理论。本科四年真没有学到什么法律知识。所幸毕业前有三个月实打实的实习。

 

 

1966年春季开学,即往江津县法院实习,使我们这些法律系本科生多少对政法工作有所了解。当时的江津县法院,在县城法院住所设一个院内庭,另在各区设一区法庭。我被分派在院内庭,由庭长带着办理刑事案件。庭长姓廖,文质彬彬,富有审判经验。教我怎样阅卷,在阅卷中怎样发现问题,怎样写阅卷报告,怎样担任书记员,怎样做询问笔录,怎样写判决书,以及结案后怎样装订案卷。到看守所讯问被告和下乡调查案件,多数时候是和法警一道。法院仅一位法警,开庭时履行法警职责,平时也做与审判员一样的工作。法警身材魁伟,待人很和善,一道下乡调查案件,对我照顾有加。可惜已忘其姓名。三个月时间,我参予办理的案件不少,因而对从事审判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和廖庭长办过一个案件。因妻子与人有不正当关系,丈夫到公安局要求进监狱劳改。接待干警没好气地说:"你不够条件。"问:"要啷个才够条件?"答:"去把火车掀翻嘛。"认为此人有神经病。殊不知这个人真的去掀翻火车,搬几块大石头堆在铁道上,然后蹲在附近草丛中,当巡道工巡查过来发现时,主动跑出来承认。廖庭长认定被告不构成犯罪。另一次我被暂借到检察院,随检察长下乡查一件纵火案。因妻子与人有不正当关系,丈夫将自家住房点燃了,目的也是进监狱劳改。检察长认为不构成犯罪,教育后把人放了,也把红杏出墙的妻子教育了一番。两个案件作案动机相同,都是妻子红杏出墙,丈夫不是要求离婚,而是想自己进监狱劳改。令人难解。我还参予复查平反过一个冤案。解放初土匪暴动,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山坡上一边跑、一边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镇反时这个男孩被当作匪首判了重刑。我和法警去劳改农场宣布平反,当场释放。服刑十多年,才三十来岁,完全一个老头。我和法警一路唏嘘不已。三个月的实习结束,想到不久就要走上政法工作岗位,真的有一股豪迈之气。恰似唐人诗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没有料到,实习返校,马上就传达"五一六通知",宣布停课闹革命,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1968年底大学生分配工作,按照当时"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政策,我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市。到昆明市革委会大学生分配办公室,知道分配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其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均已撤销,即所谓"砸烂公检法"。大约在元月中,被分配到市革委会人保组。到人保组报到,负责接待的军人很热情。我被确定在办案组。然后是人保组负责人五十四军某部张副政委接见。张副政委态度严肃却不失和蔼,真的语重心长:专政工作,需要知识分子,到了人保组就算到家了。一定要勤奋工作,一定要服从纪律,一定要讲党性,不能讲派性。一定要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是毛主席一手创建、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队伍,从来最讲党性、最坚持党性。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张副政委一席话,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听后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在外漂泊多年后终于回家见到亲人的感觉。决心好好工作,报效国家,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张副政委的殷切期望。

 

 

张副政委接见后去食堂用餐,餐后要去办案组与组长和同事们见面,次日正式上班。不料,刚吃过饭,负责接待的军人前来宣布张副政委的指示:刚来的大学生,打那儿来,回那儿去。犹如晴空一个霹雳,人一下子就懵了!很快回过神来,自己警告自己:逐客令下,军令如山!自己也是一条汉子,不能说半句软话,露半点贱相,让人看轻了。于是故作轻松状,不迟疑地回接待室取了行李,同负责接待的军人步出大院。跨出大门警戒线,回头与军人告别,浅浅一笑、挥一挥手!此处不留人,应有留人处。人保组大院在北京路,向北不远就到了邮电大楼,右转东风东路,很快就回到市革委大院,进到大学生分配办公室,负责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态,显然已接到人保组的电话,说:等过了春节再说吧!

 

 

待过完春节,市分办负责人和颜悦色、试探性地问:如果分配到工厂,去不去?回答一个字:去。此日此时,距到达昆明也近两月。五十多天,兜里揣着派遣证和工资关系、粮食关系证明信,没有单位,不能报到,不报到就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没有工资、没有粮票靠什么吃饭?靠什么住店?靠什么活?!若非六八级李锡昆同学的父亲母亲收留我,真不知五十多个白天如何挨过,五十多个寒夜何处投宿?!此时此刻,且不说是去工厂,就是宇宙洪荒、虎穴龙潭,别人能去,我亦能去!别人能干,我亦能干!别人能受,我亦能受!恰似溺水之人偶抓漂木,岂有放脱之理。犹自庆幸天不绝我。于是到了昆明市重工局所属农用轴承厂,厂在昆明东郊大板桥,距市区20公里。当地谚云:三尺长一座大板桥,这头踏上那头摇。又云:大板桥,一大怪,三个蚊子一盘菜!另据史料,长征红军佯攻昆明,先头部队抵达大板桥,省主席龙云急调滇军回防,红军乘机夺路西进,顺利渡过金沙江。

 

 

我在轴承厂十年,先后担任政工干事、劳资干事和工会宣传干事,而担任工会宣传干事时间最长。厂工会宣传干事,负责墙报、广播站、图书阅览室,组织职工体育活动、文娱演出,以及订报刊、收发信件,等等。厂是新厂,1966年筹建,1969年投产,200多号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青工,一度文娱体育活动很活跃。常有车间之间的篮球比赛、排球比赛,与兄弟工厂和当地驻军的篮球比赛、排球比赛。节日厂内有文娱演出,还到山下炮团和干海子炮四师师部慰问演出。一次重工局举行田径运动会,三十多家厂,三十多支代表队,我厂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和男子四百米接力第二名,在厂史上是仅有的最好成绩。10年的工厂经历,经受了各种磨练。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实际有了感性认识,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较深了解,同时也认识了自己。

 

 

回忆我在工厂,领导交给的工作,无论是否属于本职,没有讲过条件,而且总是完成得很好,没出过错。我的禀性,不是心高气傲的人,也不是爱提意见的人。获得这样一个为人民服务、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机会实在不易,自当积极工作、改造思想,夹住尾巴做人。岂敢恃才傲物,说话伤人!十年时间,真没对谁提过批评意见。自觉与厂、部门、车间领导和班组长、老工青工关系颇融洽。全厂上下对我的评价都不错,1971年很顺利地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政工干事马学书同志。其时党章取消预备期,一经组织批准,即为正式党员。但一次支部书记提名我担任厂工会副主席,却在领导班子未获通过,使我对自己有了清醒的判断。认识到做文字工作是我所长,也是兴趣所在,与人交往特别是与领导交往是我所短。此所谓"短",实是不得不然。因我有成见在胸:不与任何人保持密切关系,不做任何人的铁杆。此是我20岁左右时,受当时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启示,决定于人我关系采不结盟主义。文革中的经历见闻,更使我坚信不移,决心终生信守。注定我不适于官场。

 

 

工厂工会宣传工作本就轻松。自己出身农民且正当青年,不怕吃苦,参加车间劳动自不在话下。个人生活也颇顺利。1972年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上班工作胜任愉快,业余时间开荒种菜,饲养鸡鸭鹅兔。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办广播、编墙报、组织文体活动,也算党的事业之一部,也算精忠报国之一途。心如止水,不生波澜。孰料文革结束,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相继恢复。中央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号召专业归口。早已熄灭的希望之火,竟又死灰复燃。我想归口到中级法院或者基层法院,经校友吕廷远兄介绍见了中级法院邓院长。邓院长对我曾分配中级法院及到人保组报到有所耳闻,当即表示:很需要,很欢迎,只要工厂放人。但是工厂不放人。归口法院的希望再次破灭。支部书记黄朝铣同志调出厂后透露:当时市委组织部来了调令,厂领导班子集体决定把调令锁进抽屉,严密封锁消息,终未泄露一点风声。一个基层支部,保密如此之严,你不得不佩服。

 

 

西南政法学院复办,张序九老师推荐我回校任教。张老师善于识人,校内有小伯乐之誉,推荐过不少教员。据张老师来信,学院领导已经通过,家属安排亦有考虑,要我即向厂领导提出申请。厂长姓栾,从市标准件厂调来不久,为人十分直爽。我提出调回母校任教,栾厂长当即爽快答应,说:你去大学任教可以为党多做贡献,校方函来即可办理调动手续,全家一道走,厂里绝不刁难。真是快人快语,令我感佩不已。庆幸遇到好人,老天助我。不久西政真来函调人时,厂长、书记一齐推翻前诺,一致表示绝不同意调出,理由依旧:工厂工作也是党的需要。我厂先后分配来四位大学生,其中云南大学一位,外语专科一位,加上我的西政同学共三位,均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业归口名义,相继先后调走。同一个政策,同一个厂,同一个支部。何以独留我一人?!个中缘由,请谁人点拨?!

 

 

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第二批招生专业目录公布,其中有法学专业。这时母校张序九老师来信,鼓励我报考,谆谆告诫:机不可失!当时政策规定,任何单位对于职工报考研究生不得阻拦。先自喜不自胜!我要考上研究生,纵是天王老子恐怕他也拦我不住!复转念一想,顿生踌躇。全国招生,漫无限制,无论本科、专科,已经毕业、尚未毕业,工农兵学员,老三届知青,工人、农民、干部、群众及有无职业,均可报考,考生人数之众多,可想而知。丢开书本,抛弃专业,十有余年,仓促应考,其困难程度,亦可想而知。虽然政策不允许单位阻拦,但工厂领导态度未变,我要考上了不打紧,若要考而不上,工厂领导将如何对我?我又将如何面对工厂领导?其难堪与尴尬,亦可想而知。是故瞻前顾后,反反复复,犹犹豫豫,迁延难决。

 

 

而时不我待,转瞬之间,报名期间将过。报名最后日之前日,竟日心烦意乱,忐忑不安。是夜辗转床榻,不能成眠。扪心自问:何以畏首畏尾?何以迟疑不决?纵然折戟考场、名落孙山,又有何可惜?冷嘲热讽,尴尬难堪,又有何可惧?俗语云:佛争一柱香,人争一口气!争而不得,应承认自己无能,岂可怨得他人!张师认我有才,举荐任教不果,复又鼓励我报考研究生,一再叮嘱勿失良机,我若临阵畏缩、未上考场,将来如何面对夫子?如何面对自己?遂决定报考,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即唤醒妻子,告知我意已决。时在报名期限最后一日凌晨两点。工厂起床号响起,顿觉一身轻松。赶早到办公室请假、打证明信,乘11路公共汽车进城,到设在官渡区的省招办填写报名表。法学专业,仅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个单位招生。谨遵张序九老师建议,填报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学专业。

 

 

当时国家的政策,工作单位应当给考生一个月假期备考。斟酌自身境遇,未便向厂领导请求。好在张序九老师寄来50年代教材,并托云南大学屈野老师辅导。犹记周日进城去屈野老师家请教。其时屈师住在云大附近青云街,房屋老旧,居室局促。屈师自己尚待落实政策,且又胃病缠绵,身体虚弱。每次登门,屈师精神为之一振,仿佛重登杏坛,再掌教鞭,征引比喻,耐心讲解,诲我不倦。复向故纸堆中,寻出50年代在人民大学上学时,苏联专家讲授民法讲义油印资料,供我参考。有时留饭,师母上班,屈师亲做韭菜炒鸡蛋,师生对食,情同父子,令我终生不忘!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感觉时间飞快。突发奇想:如果人类一日一餐,三日一睡,当可节省多少时间用于工作学习。

 

 

收到准考证后的一天,有重工局领导来厂,由厂政工干部陪同,约我在厂大门口商店对面小平房接待室隔壁房间谈话。主题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我专业对口,改任厂人保组干事,并涨一级工资。条件是:我放弃研究生考试。我暗自思忖:现今恢复研究生招生,恰似历史上皇帝开科取士,此是国家急用人才之时。有志之士理当踊跃应试,各显其能其才,但凭国家挑选。盼能有幸得中,竭忠尽智,报效国家。利钝成败,在此一举。如因领导许诺涨一级工资、换一个部门,就放弃考试,铩羽而返,我拳拳报国之心,岂不化成谎言虚话!从此往后,将如何做人?!如何面对厂长、书记、车间领导与全厂员工?!于是答复:报考研究生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已经报名,不能不考。

 

 

考生之进考场,犹如将军临阵。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更是如此。昆明市研究生招生考场,设在官渡区小学,教室桌椅均很破旧。头天已经探场,熟悉路径。开考进场仍极紧张。我的课桌靠墙,瞥见右手邻桌考生带了两个药瓶,其紧张程度更胜于我,于是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两天四场:作文、外语、法理、民法。考完回家,即瘫倒在床,四肢无力,浑身酸痛,脑子一片空白!待稍缓过神来,逐科回忆,自觉法理、作文、民法均可,而外语很差,是在预料之中。犹记民法考试论述题:"论合同制度"。孰料研究生期间到重庆调查合同制度试点,1980年在法学研究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关于重庆市推行合同制度的调查报告》;1981年毕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论合同法律制度》;毕业留法学所参加撰写第一部合著《合同法》。1988年起首次参加国家立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93年起参加设计起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冥冥中疑有定数!

 

 

收到法学研究所的复试通知。考试成绩:作文88分;外语37分;法理70分;民法90分。与自己估计吻合。于是向厂里请假,进京参加复试。乘坐62次特快,行驶61个小时,于第三日晚9时30分抵达首都北京。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通过长长的地道,走出北京站,放眼望去,夜色朦胧,路灯黯淡,车少人稀。社科院复试在北太平庄北京师范大学,今夜如何得到?稍事踌躇,即决定露宿街头。用两张报纸铺地当床,行李袋做枕,仰卧在位于北京站街与北京站东街交叉街口的一家餐馆檐下。环顾两侧露宿者,无非失路之人,尽是他乡之客。旅途劳顿,一夜无梦。北京之夏,四时天晓。于是起身,收拾报纸,让出人行通道,手提行李袋,出北京站街,转建国门内大街向西,过东单,沿东长安街前行,过王府井南口,过南河沿、南池子,抵达天安门广场,见神圣城楼两侧红旗在晨风中轻轻摆动,遂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花坛边公用水管龙头洗漱,然后到位于正阳门城楼东侧22路公共汽车站,乘车经新华门、西单、西四、新街口,至北太平庄北师大社科院复试报名处报到。

中国社科院借北师大复试研究生,后研究生院亦借此办学。考生不分专业,依报到顺序,入住北师大校园东大门北边一栋教学楼。沿着教室四周墙壁铺草荐打地铺,被褥清洁,与北京站口街头露宿,判若天壤。来自四面八方的考生,互通问讯,其乐融融。我左临考生,来自广西,是中学教员,儒雅帅气,讲起所教学生送其离校时之依依不舍,很动感情。还谈起电影刘三姐主演黄婉秋受迫害的情况。右临考生是我同乡,四川乐山人氏。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取消餐厅服务,用餐顾客须先到一个窗口交款购牌(票),然后持牌(票)到另一窗口端菜、端饭。这位同乡就一直在乐山一家面馆售牌(票)。紧挨同乡的考生来自新疆,是一个煤矿挖煤工,身材黑瘦结实,自谓干半个月即可完成工作量,剩下半个月用于看书和睡大觉。言谈之间,颇带豪气。睡在我左边稍远的一位考生,也来自广西,告我正按照美军在越南丛林对付虫氓的高科技,制造一种电子驱蚊器,其发出的超声波,可致有效范围内的蚊子心脏爆裂而死。这位老兄自谓特喜欢钓鱼,可传我制鱼饵秘方,就在复试期间,竟还偷空去颐和园垂钓,真是个奇人。报考历史专业的陈祖武兄,睡在另一间教室,身体瘦弱,文质彬彬,自述一直在昆明铁路局凉亭货场做搬运工,扛每个百十来公斤的货包。凉亭货场在昆明城东,地名八公里,距我所在大板桥仅十余公里。其余考生也大抵相若,非处江湖之远,即在草莱之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犹如历史上之大开恩科,多少豪杰之士、不逞之徒、弹铗之辈,藉以脱颖而出,乘风而上,踔厉奋发,遂其尽忠报国之志,成就一世英名。

 

 

法学专业复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在北师大,考法理和民法两科。面试在城内沙滩北街15号法学所院内。院门向东,进门南边一溜平房,两间驻车,几间住人。北边一栋曲尺型三层灰砖平顶楼房,为法学所各研究室及机关所在,楼门南向。此楼为建筑大师梁思成早年设计作品,有南墙根碑记为证。楼前一大石碑南向,碑座乌龟和碑身体量甚大,碑文应是满文,估计小院原是一家王府。院内有几株老树,临近办公楼门口是一株杨树,石碑西侧一株老榆树,一株老桑树。另有几株杂树。西墙根也有一排平房。办公楼北还有一栋曲尺形三层平顶灰楼,是图书楼,楼门南向。西边一栋二层小楼,楼上住人,楼下是会议室。图书楼、西小楼与办公楼围成后院。据介绍,原是老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之所在。建筑老旧,墙壁斑驳,颇有历史感。民法专业一位江苏考生,谈起作文中描绘心目中的法学研究所,"红墙绿瓦,雕梁画栋,金壁辉煌",一时传为笑谈。面试在各个研究室分别进行。导师王家福在外地未归,由黄明川老师主持民法复试。先抽取口试题,依次进去面答,并回答主考老师随机提问。在我面试中途,一位慈祥如邻家姥姥的老人进来听考,闻是副所长韩幽桐,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同事多以韩老太太呼之。老太太突然问我愿不愿意改学法理学。我报民法乃是张序九老师建议,怎好中途改变?遂勉强作答:我还是学民法吧!老人闻之,并不以为忤,复加以温言勉慰。恰如春风细雨,润我心田。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复试回来,照常工作,静候录取通知。不料政治审查又生波折,几乎断送我读研究生的一线生机。因文革后期,发生林彪事件,中央号召学习五本马克思主义原著。工厂党支部指派我担任学习马列著作辅导员,参加市里举办的辅导员学习班,回厂辅导全体干部职工学习马列著作。几位青工自发成立马列著作自学小组,用业余时间学习马列原著,邀我参加。自学小组成员十多人,除我是唯一党员外,均是共青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定期集中,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结合各自思想和工厂实际,谈学习体会,斗私批修,提合理化建议,批评坏人坏事。所谓坏人坏事,包括一些工人自由散漫,上班出工不出力,"明八、暗五、实干三",及个别领导干部的多吃多占问题。自学小组得到党支部书记黄朝铣同志的勉励。其存在不过两三个月。文革结束时,重工局党委向各厂派驻清查整顿工作组。被自学小组批评过的人,向工作组揭发,认为成立自学小组是政治错误。工作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最后认定自学小组"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公布此结论。我报考研究生时,支部书记黄朝铣同志尚未调走,工厂支部出具的政审意见是正面的,要不然法学所不会准考。

 

 

我收到法学所寄来的复试通知书,法学所收到工厂寄去的一份新的政审材料。法学所党组派刘海年、叶维钧两位老师赴昆明进行政审,下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招待所。次日高级法院院长决定派车并派六七级校友唐代洪法官陪同刘、叶两位老师,于上午9时左右到厂。后据刘海年老师说,工厂党支部坚持认为自学小组是政治问题,直到中午,不变态度。两位老师已经失望,拟在工厂职工食堂用餐后返城。食堂女管理员杨慧仙是部队转业的老同志,听客人说从北京来政审,顺口说了一句:小梁可是个好人。听了食堂女管理员这句话,两位老师颇受触动,于是改变计划,重又进厂找支部书记,要求再开支部委员会,不谈政治结论,而逐一列举自学小组做了哪些事情。也就是:自学小组曾经揭发批判个别领导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问:被揭发批判的同志有无多吃多占的事实?众支委诚实回答:有这样的事实。遂使僵局缓和,出现转机。

 

 

下午4时左右,厂党支部慎重研究决定,更改先前的政审意见。命运之神终于向我敞开了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大门。不久收到法学研究所正式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活工作十年之久、至今仍魂牵梦绕的昆明东郊大板桥的小小国企昆明市农用轴承厂,走进了紫禁城北景山东侧沙滩北街十五号,由此踏上了从事民法学术研究的漫漫长路。

 

 

附作者简介:

1978年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1981年毕业,获民法学硕士。现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研究》杂志主编;第四、五、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
(2009年2月28日完稿,3月1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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